我快60了，想找个老伴，搭伙过日子 相亲场我退休金单身的男士真

楔子

媒人王婶第三次打来电话时，我正蹲在阳台上给那盆养了七年的茉莉花换土。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，手上全是泥。“玉兰啊，你考虑得怎么样了？老周那边可等不了太久，昨天又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，五十二的，比你年轻六岁！”我攥着花铲的手停了一下。才见了四次面，连对方爱吃什么菜都没摸清，媒人就催着定下来。我直起腰，膝盖咔嗒响了一声。阳台外面是小区灰扑扑的围墙，墙根底下种着一排冬青，有个老头正弯腰修剪枝条，动作很慢，剪两下就直起腰歇一歇。我盯着那个背影看了一会儿，忽然觉得心里有什么东西堵得慌。

第一章 空了的半边床

老伴走的那年我五十三，还在学校带毕业班。

那天早上他跟往常一样，五点半起来烧水，给我灌好保温杯放在玄关鞋柜上。他有肺气肿，咳嗽了十几年，那天早上咳得特别厉害，我迷迷糊糊听见他在卫生间吐痰的声音，翻了个身又睡过去了。等我六点起来，保温杯还冒着热气，卫生间的灯亮着，他人歪在马桶旁边的瓷砖地上，嘴角有血。

救护车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心跳了。医生说是急性心梗，跟肺气肿没什么关系，但我知道，就是那口痰没咳上来。

老伴走后第三年我退休了。退休前我给自己列了一个清单——学游泳、报老年大学、跟团去一趟西藏。清单上的事一件也没做成。每天早上六点醒，给茉莉花浇水，去菜市场买菜，中午一个人吃饭，下午去公园坐一会儿，晚上看电视，十点睡觉。

女儿嫁到了省城，一年回来两三次。每次打电话都问：“妈，你一个人行不行？”我说行，有什么不行的。挂了电话坐在沙发上，电视机开着，声音调得很小，屏幕上的光一闪一闪的，照着茶几上老伴的照片。他戴着那顶灰格子的鸭舌帽，站在老家门口笑，照片是女儿拍的，像素不高，脸有点模糊。

真正让我动了找老伴心思的，是去年冬天摔的那一跤。

那天晚上我起来上厕所，卫生间的地砖上有一小滩水，我没看见，脚底一滑，整个人摔在地上。后背磕在洗衣机的棱角上，疼得我半天没喘上气。我趴在地上，手够不到手机，客厅的灯也够不着。就那么趴了半个多小时，才慢慢爬起来。第二天去医院，医生说肋骨骨裂，开了点止疼药让我回家养着。

那几天我躺在床上，盯着天花板上的裂缝看。裂缝像一条干涸的河，从灯座一直延伸到墙角。我想，要是哪天我死在这个屋里，大概要好几天才能被人发现。

女儿知道了这件事，在电话那头哭了。她说：“妈，你找个伴儿吧。”

第二章 相亲市场

人民公园西门的相亲角，我以前路过很多次，从来没想过自己会成为里面的一员。

那是个周六的上午，天阴着，风从湖面上吹过来，带着一股水草的腥气。相亲角其实就是一条两三百米长的林荫道，两边摆满了花花绿绿的伞，伞上贴着A4纸，纸上印着各种条件——“男，65岁，退休教师，月入七千，有房两套”“女，58岁，退休护士，有房，寻70以下健康男士”。

王婶是公园门口摆摊的媒人介绍给我的。她六十来岁，烫着满头小卷，脸上擦着厚厚的粉，穿一件大红色的羽绒马甲，在人群里格外扎眼。她拉着我的手往相亲角里面走，一边走一边说：“张老师，你这条件好找。有退休金，有房，身体好，长得也周正。你放心，包在婶子身上。”

林荫道两边的人齐刷刷看过来。有老头老太太，也有替父母来相亲的年轻人。一个中年女人凑过来问王婶：“这个阿姨什么条件？”王婶挡了一下：“先来后到啊，这个我先登记的。”中年女人打量了我一眼，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两秒，然后走了。

王婶把我领到一棵银杏树下面，让我坐在一张折叠椅上。她从布包里掏出一个塑封的本子，翻开第一页，上面贴满了小照片，每张照片下面写着编号和条件。

“你看看这个。”王婶指着一张照片。照片上的男人六十出头，国字脸，头发花白但梳得整齐，穿着一件浅蓝色的衬衫，站在一棵松树前面笑。“周老师，六十三，退休前在铁路局当工程师。老伴走了三年，有一个儿子在深圳，不回来。退休金八千多，在城东有套三居室，无贷款。”

“他条件这么好，怎么还来相亲？”

王婶啧了一声：“你这就不懂了。条件越好的老头，越抢手。老周来登记才半个月，已经见了七八个了。他挑着呢，一般看不上。”

她把本子往后翻了一页：“还有这个，六十五，退休医生，也有房，就是身体差点，糖尿病——”

“王婶，”我打断她，“我想找个身体好的。”

王婶看了我一眼，点点头，把本子合上：“那老周最合适。我给你安排。”

第三章 第一次见面

第一次见老周是在公园旁边的茶馆。

我到的时候他已经坐在靠窗的位置了。比照片上瘦一些，头发白了大半，但背挺得直，穿一件深灰色的夹克，拉链拉到领口。他看见我进来，站起来，伸手示意我坐对面。

“张老师？”他的声音挺厚实，带着点南方口音。

“周老师。”

我坐下来，他把茶单推过来。我点了一杯菊花茶，他要了一壶龙井。等茶的时候两个人谁也没说话，茶馆里放着一首老歌，声音低低的，听不太清歌词。我打量了一下他的手——手指修长，指甲剪得干净，虎口处有一道旧疤。

“张老师教什么的？”他先开口。

“小学语文，带了三十多年毕业班。”

“我是搞铁路工程的，修了一辈子路。”他端起茶壶给我倒了一杯，“退休了反而不知道干什么。儿子让我去深圳，我不想去，那边没朋友。”

“你平时有什么爱好？”

他想了一下：“下棋，钓鱼，偶尔写写字。你呢？”

“养花。茉莉养了七年了。”

他笑了一下。那个笑很淡，嘴角往上提了一点，眼睛没怎么弯。我注意到他笑的时候左手食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两下，像是在打拍子。

那天下午聊了一个多小时。他说他老伴是乳腺癌走的，发现的时候已经晚期了，从确诊到走不到半年。他说这些的时候语气很平，像在说别人的事。但他说完低下头，端起茶杯喝了一口，杯底磕在茶碟上响了一下。

临走的时候他站起来，问我怎么回去。我说坐公交。他说他开车来的，可以送我。我说不用了，公交两站路。他没坚持，站在茶馆门口，看着我往公交站走。我走了十几步回头看了一眼，他还站在门口，手插在夹克口袋里。

第四章 王婶的催促

第一次见面后第三天，王婶打电话来问怎么样。我说还行。她说那就赶紧约第二次，老周那边条件好，你不抓紧别人就抢了。

第二次见面是去城东的湿地公园。他开车来接我，一辆黑色的旧轿车，车里很干净，后座放着一个保温杯和一摞报纸。他帮我开了副驾驶的门，等我坐好才绕回驾驶座。这个细节让我想起老伴。老伴活着的时候也这样，永远先给我开门。

湿地公园的芦苇都黄了，风一吹哗啦啦地响。我们沿着木栈道走，他在前面半步，有时候停下来等我看路边的野花。他认识很多植物，能叫出名字来，说是以前在铁路沿线跑，跟当地的工人学的。

走到一处观鸟亭，我们坐下来歇脚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橘子，剥了皮递给我一半。橘子很甜，汁水顺着指缝往下淌。他从口袋里又掏出一包纸巾递过来。

“你挺细心的。”我说。

他笑了笑，这回眼睛弯了。“干工程的，不细心要出事。”

那天回去的路上他问我：“张老师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”

我看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路灯，想了想说：“挺好的。”

“那下次还能约你吗？”

“能。”

但见了四次面之后，我还没想好。他人不坏，条件也好，可每次见面他都客客气气的，像在谈一笔生意。我们之间隔着一层什么，说不清。他从来不聊以后的事，不聊住到一起怎么安排，不聊双方的子女怎么相处。他只是约我出来，吃饭，散步，然后送我回家。像两个同事定期开会。

王婶不管这些。她第四次打电话来的时候语气已经急了：“玉兰啊，你不能再拖了。老周那边我听说又有人给他介绍了一个，是个退休护士，比他小八岁！你要是不定，人家可就定了！”

我说再想想。王婶在电话那头叹了口气：“你还想什么呀？人家有房有退休金，身体硬朗，儿子又不回来。这样的条件，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。”

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，电视开着，放的什么节目没看进去。茶几上放着老周第三次见面时送的一盒茶叶，还没拆封。我看着那个盒子，想起老伴走的那天早上，玄关鞋柜上那杯冒着热气的保温杯。

第五章 茉莉花

决定不去见第五次面，是因为一盆茉莉花。

那盆茉莉是老伴走那年春天买的。他在花市上挑的，说“你一个人在家闷，养盆花有个念想”。买回来的时候才巴掌大，现在长得枝繁叶茂，每年夏天开满白花，满屋子都是香的。

那天下午我在阳台给茉莉修剪枝条，剪下来的枯枝装了半个垃圾袋。弯腰的时候后腰抻了一下，疼得我扶着花盆慢慢蹲下去。蹲了一会儿，我掏出手机，翻到老周的微信。他的头像是一张风景照，拍的是一条伸向远方的铁轨。我打了一行字：“周老师，我想了想，咱们还是算了吧。”

还没发出去，电话响了。是女儿打来的。

“妈，你跟那个周叔叔怎么样了？”

“没怎么样。”

“妈，”女儿的声音放轻了，“我不是催你。我就是想让你知道，你找不找老伴，我都支持你。但你要是找了，得找个你真心喜欢的，不能将就。”

我攥着手机，看着阳台外面。冬青被修剪得整整齐齐，那个弯腰剪枝的老头已经不在了。夕阳把围墙染成暖黄色，几只麻雀在墙头上跳来跳去。

“妈，你在听吗？”

“在听。”我说，“闺女，你妈这辈子没将就过。”

“那就别将就。”

挂了电话，我把打好的那行字删掉了。然后重新打了一行：“周老师，明天有空吗？想请你来家里坐坐。”

第六章 来家里坐坐

老周来那天带了一盆绿萝。

“你养花，我也不会挑，花店的人说这个好养。”他把花盆放在玄关的鞋柜上，跟当年老伴放保温杯的位置一模一样。

我领他在屋里转了一圈。走到阳台的时候他在茉莉花前面站住了，凑近闻了闻。“香。”他说，然后伸手摸了摸叶子，“养得好，土松得勤。”

“你懂花？”

“不懂。但懂土。”他直起腰，“修铁路要懂土，什么样的土能承重，什么样的土会沉降，一看一个准。”

我笑了。这是认识以来第一次在他面前笑出声。

那天下午我做了四个菜，他吃了两碗饭。吃完饭他主动收碗，我说你是客人不用动，他说“我在家也收，习惯了”。他洗碗的时候我站在厨房门口看他。他洗碗很仔细，每一只碗都用流水冲三遍，碗底朝上扣在沥水架上。这个动作又让我想起老伴——老伴洗碗也是碗底朝上扣着放。

“周老师，”我靠在门框上，“你有话直说吧。咱们见了四次面，你从来没说过以后的事。”

他关了水龙头，拿抹布擦了擦手，转过身来看着我。厨房的灯有点暗，他站在灯下面，脸上的皱纹被阴影拉深了。

“张老师，我跟你说实话。”他的声音比平时低了些，“我老伴走之前跟我说，让我再找一个人，别一个人过。我答应她了。但见了你之后，我又觉得对不起她。”

我没说话。

“我儿子支持我找，他自己在深圳顾不上我。你女儿呢？”

“她也支持。”

他点点头，把抹布叠好放在水槽边上。“张老师，我这个人不会说话，也不懂浪漫。我年轻的时候跟我老伴也是别人介绍的，见了三面就定了。过了三十多年，也过下来了。”

“你想说什么？”

他抬起头看着我，眼神跟平时不一样了，里面有东西在动。“我想说——你要是觉得我行，咱们就定下来。你要是觉得不行，就直说。我不勉强。”

我看着他站在我家厨房里，围着我的碎花围裙，手上有洗洁精的泡沫。忽然想起老伴去世那天早上，他给我灌的那杯保温杯里的水。那杯水我到晚上才喝，已经凉了。

“周老师，”我说，“你围裙没解。”

他低头看了一眼，哦了一声，手忙脚乱地去解围裙带子。带子打了死结，他解了半天解不开，急得额头冒了汗。我走过去，伸手把那个结一拽，带子松开了。

“你这个人，”我说，“太认真了。连围裙带子都打死结。”

他愣了一下，然后笑了。这回眼睛弯了，嘴角咧得比以前大，露出上排一颗歪了的门牙。那个笑有点憨，跟第一次见面那种端着的笑完全不一样。

第七章 不着急

我们没定下来。

我跟王婶说：“不急，再处处看。”王婶在电话那头急得直咂嘴：“你这人真是……过了这村没这店了！”我说：“婶子，店没了就没了。人还在就行。”

老周还是每周约我两三次，但跟以前不一样了。以前他约我都是去公园、茶馆、饭店，现在他来我家，或者我去他家。我们一起做饭，他洗碗我擦桌子，他修水管我递扳手。他教我在阳台上搭了个简易的种菜箱，种了小葱和香菜，长势喜人。

他有个习惯——每天下午三点要吃一块点心，喝一杯茶。点心有时候是桃酥，有时候是绿豆糕，换着花样。我发现了之后，每周去超市会顺手给他带一盒。他头一回收到点心的时候愣了一下，然后说：“你怎么知道我爱吃这个？”

“你第三次见面的时候说的。你说你下午三点必须吃东西，不然胃反酸。”

他看着我，嘴动了动，没说出话。过了一会儿他低下头拆点心盒子，拆了半天没拆开。

今年春天，他带我去了一趟他以前修过的铁路。

那段铁路在城郊，已经废弃了，铁轨上长满了杂草。他沿着路基走，指给我看哪一段是他负责的，哪一段的地质最复杂。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发亮，手在空中比划着，完全不像平时那个安静的老头。

“你看那边，”他指着远处一个弯道，“那个弯道是我设计的。当年技术不行，只能拐这么大的弯。现在高铁不用拐弯了，直接打隧道。”

风从空旷的田野上吹过来，把他花白的头发吹乱了。他站在废弃的铁轨中间，两只脚踩在枕木上，摇摇晃晃地保持平衡，像个小孩子。

“周老师，”我喊他，“你当心摔着。”

他回过头冲我笑，笑得毫无保留。“摔不了。这条路我走了半辈子，闭着眼都能走。”

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了。我之前一直觉得他客气、端着、像在谈生意，是因为他也在试探。他怕自己太热情了我会退缩，怕自己太着急了我会有压力。他把所有的分寸都拿捏得刚刚好，是因为他跟我一样，怕再失去一次。

我走上去，踩着一根一根枕木走到他身边。铁轨延伸向远处，两条银色的线在视野尽头汇成一个点。

“老周，”我第一次这么叫他，“你走慢点，我鞋底滑。”

他伸出手来。我攥住了。他的手粗糙，掌心的茧磨着我的手指。太阳快落山了，把整条废弃的铁路染成金色。

第八章 茉莉花开

今年夏天，茉莉花开了。

比往年开得都多，满满一树白花，枝条被压得垂下来。老周每天下午来，在阳台上坐一会儿，闻闻花香，喝杯茶，吃块点心。有时候我们下棋，有时候他写字我看，有时候什么也不做，就坐在那里听楼下的蝉叫。

王婶听说我们还没领证，又打来电话。这回她的语气变了，带着点好奇：“玉兰啊，你们到底定没定？”

“定了。”

“定了怎么还不领证？”

“定了就是定了。证的事不急。”

王婶沉默了一会儿，忽然笑了：“你这个张老师，跟别人不一样。别人都急着抓一个，你倒好，抓到了还慢慢来。”

挂了电话，老周从阳台探进头来：“王婶又催了？”

“催了。”

“那你怎么说？”

我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走到阳台。他正坐在小竹凳上，手里拿着一把蒲扇，慢悠悠地摇。茉莉花开在他身后，白花衬着绿叶，香气混着夏天的热风往屋里灌。

“我说定了。”我在他旁边的凳子上坐下来。

他停了扇子，转过头看着我。阳光从东边照过来，他脸上的皱纹被光填平了一些，看起来比平时年轻。他张了张嘴，像是想说什么，又合上了。然后他把蒲扇放下，伸手过来，把我放在膝盖上的手攥住了。

“玉兰，”他叫我的名字，声音有点哑，“我以后每天给你烧水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想起他说过他老伴活着的时候，每天早上都是他烧水灌保温杯。他老伴走的那天早上，保温杯还在灶台上温着。

“不用每天。”我说，“隔天就行。”

他攥着我的手紧了紧，蒲扇从凳子上滑下去，落在地上，扇柄磕出轻轻一声响。茉莉花在风里晃了晃，几片花瓣落下来，一片落在他的肩上，一片落在我的手背上。

第九章 傍晚

现在每天傍晚，我们都在阳台上坐一会儿。

他泡一壶茶，我拿两块点心。有时候他讲他年轻时修铁路的事，讲到一半自己先笑了。有时候我讲学校里那些调皮的学生，讲到某个孩子现在当了医生，语气里忍不住带点得意。我们什么都聊，也什么都不聊。

上礼拜女儿回来看我，见到老周，喊了声“周叔叔”。老周应了一声，转身去厨房切西瓜。女儿凑到我耳边说：“妈，你眼光不错。”

我拍了她一下：“没大没小的。”

女儿走的时候，老周送她到楼下。我站在阳台上往下看，女儿走了几步回头冲我摆手。老周站在楼门口，手背在后面，也仰头往上看。阳光照在他脸上，他眯着眼，嘴角带着笑。

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，忽然想起老伴走的那天早上。保温杯里的水已经凉透了，我端起来喝了一口，是温的——他走之前灌的水，到我嘴里的时候还温着。

我翻了个身，看着床头柜上老周送的那盆绿萝。绿萝长出了新叶子，嫩绿嫩绿的，爬到了窗台上。窗台上还有一盆茉莉，花已经谢了大半，但枝头还有几个花苞没开。

枕边的手机亮了一下，是老周发来的消息：“明天早上想吃什么？我买。”

我打字回他：“随便。”

他秒回：“没有随便。豆浆油条，还是包子稀饭？”

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一会儿。以前老伴活着的时候，每天早上也是这么问我的。我回：“包子。菜馅的。”

他回了一个“好”字。

我放下手机，闭上眼睛。窗外的蝉还在叫，声音一阵一阵的，像潮水。茉莉的香气从窗台飘过来，若有若无的。隔壁传来电视机的声响，有人在看新闻，播音员的声音平稳而遥远。

这日子，好像也没那么空了。